|
我的高中和大学时代，英语课的最后成绩有相当大的程度是靠在作业本里面给英语老师夹递小字条得以通过的，这让我很不爽，心里总是耿耿的不能排解。所以我为了免除自己的尴尬，就给自己假设了一个看上去很民族很自豪的目标：我要努力让老外死劲地学习中文，以后美国的大学考不过中文三级就不准毕业，对了，他们要和我们交流就请说中文，否则就“小的打扑”。我把这个目标说给很多人听，他们都是中国人，自然不会认真反对我，于是我有些得意，以为总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后来，这个过程还暗含了我的民族自卑和报复心。主要是我常常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中国人总是在给老外打工，而且一般都是扛木头铺铁路之类，这又让我为自己的祖先很不爽，心里想，要是有一天也让老外来扛扛木头，那才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自己有点阴暗，所以一般场合并不去说，只是一颗贼心蠢蠢的，希望能够逮到机会。
机会还真的来了。贾妮丝·培恩女士是我们相互用手语认识的朋友，她管我叫做“约西”，我告诉她那是我的日语名字，中文是“有兴”，不过看来她永远不会纠正。后来她从加拿大给我写信推荐来一个实习生，一个白青年，有加拿大和美国国籍，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读书，在加拿大共管公寓协会有过学习，也在美国、尼加拉瓜、印度有过实习。推荐信写的很棒，还附上了另一位克拉克大学教授的推荐信。当然，有一个条件让我很好奇：本杰明·塔兰先生，汉语还说得不错，好吧，一个送上门来打工的说汉语的老外，齐了。
我觉得那些洋名字很难记的，就叫他小本。小本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一身笔挺西服，就像我年轻时去公干外出一样。我还记得我在那些空调限制在26度的会议室里开会，老外和我看上去很呆板的穿着正装，前心后背都湿透了，我的同胞多半都很惬意地穿着休闲舒适。第一眼看上去，先和小本亲近了一层。
出于礼貌还是真的合他的胃口，这或许是个永远无解的谜了。我们中午的工作便当至少我认为只能算是基本维生，那是远不能和我崇拜的正统中餐相比的，但是小本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我看他有时候是在艰难地下咽，只是为了不将剩饭剩菜倒掉，如果一定无法全部塞进肚子，他也会小心的打包带走。他这样做，让我有些狼狈，于是在我估计自己无法干掉我的份餐之前，我干脆退掉，自己出去吃。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硬撑的结果，后来小本胃痛，弯下腰走路，同事们知道了，约请他出去吃些面食调剂，这又成了他感谢这个团队的理由。如此一来，他和大家很快就亲近了。
为了语境上的一致，编辑部给他安排的实习内容有点向国际靠拢的意思。比如调查城市地铁开发和运营对周边物业价值的影响，要把加拿大印度的大城市也搭进来。其实这些地方的地铁运营商，远不如台湾香港深圳的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配合，但是小本同样干的津津有味。当他在充分理解现代物业团队的专题策划思想和专业报道的具体要求以后，他开始玩命的学习中文特别是专业中文，或许因为他的口音，或许因为他的文化默契，加上他在这个团队获得的专业感觉以后，他与世邦魏理仕总部等外国机构的直接采访变得流利起来。这样的结果，也让我有点隐然不安，我感觉到文化的认同，可能是远远胜过利益的合作的。如果有了情感和文化上的理解与默契，很多看上去难解的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特别的关注就可以化解。这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一样的。我的不安就在于，或许我总是在乎专业和利益的沟通与合作吧，但是我愿意为情感和文化的理解和默契付出多少呢？
小本需要参加的第二个实习内容是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物业管理教学研讨会，来的人很多，内容很丰富，这让他很兴奋，与他一起兴奋的还有来自哈瓦那大学的实习生，看见他们汗流浃背的扛着大包在酒店里外为会务服务，我一点要爽的感觉都没有，突然想到的是，我那在国外扛木头铺铁路的祖先，是否曾像小本今天一样的快乐。
最开心的事情是教小本学习中文。我教会了他“男”、“女”、“妈”、“父”、“母”，还有大多数的家庭称谓，尤其是当他告诉我，他回去后要告诉他的妈妈这个中文字义的美妙和伟大时，我有说不出的自豪和成就感。当然，当他把“会生孩子的马”差点当成妈时，我得很小心地纠正他那是母马，只能算马的妈。
小本拿着我给他画的中国家族关系表时，开心得不得了，说我是个好老师，他要把这张表带回家去珍藏起来，要按照这张表把他家里的所有“安可”和“安特”一一区别喊出。这让我再次为中文感到骄傲，我也闪过一丝怀疑，这个骄傲或许仅限于我的孤芳自赏，说不定他也只是相当于像我当年一样的夹递小字条呢？不过我当时是被逼着学，现在他是自愿学，本质有区别，开心自心知！
小本也有很笨的时候。教他吃中餐时还得教他握筷。看见他握着筷子的五个手指，总像没煮熟的面条一样缠绕在一起，反倒是被那两只沉重的木筷像大梁似的挑起来。这也让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英文不能产生书法艺术，因为英文写多了手指头都会变成字母，一旦书写立即软不拉几，只能画出蚯蚓来。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美国的教育。小本刚来时的“汉语不错”更多是代表一种自信和努力的愿望，而不是水平本身。小本的调查报告，确切说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价，“行动、体验、实践”的极端方式或许可以在发现类的学科中更加直接奏效，但是归纳和推理的训练，难道并不被美国教育看重吗？或者他们把这个功课，留到到了博士生以后。
本的爸爸戴维没有直接和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在美国也一样，学校并不能教会孩子很多的东西，包括很多该教的东西，所以他希望孩子满世界的自己去学。这个我极赞同。
当小本把老本的话翻译给我作为告别的时候，他流泪了，他说，他爸爸说当他们不在小本身边时，我们像他父母一样关照他。我想说，当我的孩子在外，我也是这样希望的，但是我们只是拥别，没有来得及说出。
小本走了快一个月了，总记得他下班时会走近我的办公室门前问：“宋老师，有什么工作需要帮您？”真希望天天有这样的实习生，有这样的下班前问候。
2010-9-8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