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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七十年
宋有兴
人类起因于掠夺、仇恨和蔑视的种族屠杀不知从何时开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并没有结束。掠夺作为动物的本能并非只存在于人类，因群族的饥饿和繁殖需要带来的掠夺在生物界形成适者生存的演进，由此而引发的杀戮也比比皆是，异族之间的食物链和同族之间的生育链表面上看来就在这样的掠夺以及掠夺过程中必须的杀戮手段得到进化。但是，生物群体这样的进化并非只在于掠夺和杀戮，食物链和生育链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还在于，保持对方的存在，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由此，生物之间在大自然的庇护和规制下，不得不产生一种对对方生命的尊重，并通过这样的尊重，来保证自己生命的存在和价值。
掠夺的禁忌是掠夺者担心过度的掠夺会伤及自身。
但是只有人类突破了这样的掠夺禁忌。当人类成为了地球上生命体的万物之王以后，他们不再担心食物链就此终结，其他生命体一切均可圈养因而取之不尽，人类除了自己群族之间已经没有其他群族能够构成威胁，于是他们将掠夺转向了自己的群族。
我相信当人类将掠夺转向自己的群族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并不仅是掠夺那么的简单。在科学界可以查证的发现当中，异族动物间的杀戮起于饥饿，止于果腹，偶尔会因为抚育后代需要储存食物的多余杀戮；同族雄性动物之间争夺生育权的搏斗也常常是点到为止，至少在目的上没有你死我活的血拼。然而人类却可以因为各种特别复杂的或者特别简单的原因而滥杀同类，这种现象到底是因为人类的基因中有更多的嗜血元素呢？还是因为人类在成为万物之王以后，根据自然法则，如果没有其他可以毁灭人类的外因存在，人类就只能自己毁灭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调动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登上日本列岛，去查究日本人的基因是否真的存在特别嗜血的成分，我估计将是无功而返，相反他们看到的可能更多是彬彬有礼，克制谦让，经济发达，科学进步。即使是回到1938年之前那个黑暗的岁月，日本列岛上的混乱和野蛮，也不会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更加严重。于是，我们可以排除嗜血的理由，尝试从仇恨和蔑视中寻找原因。
日本人有什么理由仇恨中国人呢？
仇恨总是来自于偏见和嫉妒。而无论是从宗教、文化、信仰和政治等最容易产生强烈偏见的因素来看，历史上一衣带水的两个邻邦却总有彼此欣赏、相互学习的渊源，甚至到了战前的民国时期，还有大量留日归来的中国人尝试引进日本的政治军事中的先进元素，所以因偏见而树立仇恨也是难以让人信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战后大量的史料了解，日本觊觎中国东三省乃至整个中国的辽阔版图和丰富资源已经由来已久，而且让他们颇为不平的是，这样的一大块宝地竟然还是长期落在他们所看不起的“支那”人手里。
甲午战争以后的37年里（1894-1931），日本向整个亚洲的膨胀已经由野心变成他们认为的皇道继而成了他们的天道。那个曾经让他们仰慕和学习，嫉妒和仇视的北方巨人，这个时候不过是他们给亚洲各民族设置好了的，圈养这些“劣等”民族的笼子外，因为体型庞大而最难塞进去的一个异类而已。
这个说法是不是很离谱呢？让我们仔细看看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吧，整个设计的确就是圈养亚洲各民族的一个笼子，如果你不抗拒，还是有机会生存的——条件是按照日本人指定的一切活下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人的眼里，在他们自认为是优等民族的头脑里，中国人已经遭到他们的蔑视，由民族偏见和资源嫉妒以及自我优越感而导致的种族蔑视，可能成为他们放任嗜血却在当时和今后都无法动容的根源。
残忍之最莫大于将同类视同异类清除
希特勒在1933年夺取政权以前，纳粹党的武装是冲锋队，我曾经在记录片中看见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表情坚定气势激昂地高唱《国际歌》，假如希特勒没有为了控制德国国防军而解散冲锋队，我一直在想象着，高唱着《国际歌》的纳粹冲锋队和同样高唱着《国际歌》的苏联红军两军撕杀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
威廉·夏伊勒在描述这场惨烈的战争中若干战斗场面时，不止一次地使用“像两只野兽一般的相互撕咬”这样的形容辞句，但是当描写到纳粹官兵们执行对犹太人的清除行动时，我们能够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冷漠和轻松，他们只是“踩死一只只的蚂蚁”。
揣着似乎相同的信念而进行的搏杀已经可以无情到如此地步，可是同类异族之间的仇恨导致的杀戮，比较将同类视同异类般清除的杀戮，其实不是同一个性质。蔑视另一个种族的生命价值，产生的后果将更为冷酷，冷酷到甚至闻不出血腥，但是可以让你对世间的一切丧失意识，丧失血与肉、情和恨的丝毫留恋。
二战期间也出现了在德国的辛德勒和在中国南京的约翰·拉贝，他们虽同为纳粹中的一员，然而他们身上却始终抱持人类超越种族偏见与蔑视的慈悲，当他们的同伴在人类生存的岔路口徘徊，更多的人任由心中的魔魇驱动，游戏般的毁灭其他生命体的时候，他们却用慈悲羽护了若干的生命。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战后得到了被他们保护的异族和曾经反对他们的同族的广泛崇敬和感念。
在陆川电影《南京南京》里也出现了角川正雄这么一个虚构的角色，一个在南京大屠杀中最后用子弹了结自己困惑的日本兵。我之所以使用“困惑”而不使用“生命”，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人物在死前的一句话：活着会比死了更难受吧？活着比死了会更难受吗？显然这只能是个困惑，而不是个常识，更不是个真理！比较起来辛德勒和拉贝，角川正雄拥有的也只是反省而不是慈悲，他执行的只是自我超度而不是生命救赎。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为罕见的、只是自我超度的虚构人物，也未必得到日本人的认可！
历史认识的沟壑如何产生
我宁愿相信角川正雄这样的角色曾经存在，就像相信中国战场曾经出现过帮助抗日队伍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原日本军人一样。但是，就像拥有辛德勒和拉贝的纳粹照样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一样，拥有角川正雄的日军照样屠杀南京的若干平民和俘虏（数字就由日本人来填写吧，暂时先由他们来填写）。那么，当战争的历史翻过以后，日本人应该比中国人更有理由感激有角川正雄这样的良知存在吧？他甚至没有背叛过日本，只是在自己的困惑中选择了超脱。但是，有报道说这些演员正在日本国内遭遇巨大的压力。
每到祭奠南京的时候，看到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一遍遍的揭开自己的伤疤，向世人反复申述自己曾经的苦难，可是我们既没有良药可以医治他们身体的伤，也没有对凶手的惩罚可以慰藉他们的心，那么我及他们的族人，一阵阵抽搐的心，难免会结下一个永世无解的结！
这个心结已经害死了张纯如[1]，害死了若干的“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也许还会害死许许多多解不开这个心结的后来人。这个心结一天不能解开，南京永远都在沦陷，在人类关于自身的道义，和人类彼此的生命尊重和怜惜的迷茫中沦陷。
所谓“美化侵华战争的只是一小撮日本人”的话就让它去安慰心智不全的幼儿吧。如果东京审判以后，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索取的筹码，而不是对失道者罪恶的惩戒，那么是否有更多的日本人会认为南京的受害者更像是球场上的“假摔”，每次的周年祭奠不过是通过哭诉索取更多的筹码呢？
受害人和凶手之间，对发生在1938年12月大约长达六周的事件，认识上竟然存在如此巨大的沟壑，实在是难以理解。
心结何时能解
抗战结束后随即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国内战争，让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肇事者一同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时机，在新的军事和政治需要面前，历史是可以被利用的。在日本进行所谓的“战争反省”的时候，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国也开始了一场新的生存搏杀，胜负的双方都在不同的时期宣布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索赔[2]。这样的两次放弃，是应该归咎于历史发展的另一种走向[3]，还是正如我们过去曾经说过是出自中国人宽宏大量的胸襟？我无法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理由可以说服日本。
不可回避的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我们应该把这一切看做是什么信号呢？是日本人的愧疚？还是日本的国家外部环境需要支持一个开放的中国才更安全？这一切或许要等到国家邦交文件解密的那一天由史学家们来回答了，但是正如1972年我国政府宣布放弃索赔是出自国家利益考虑一样，我相信日本的对华援助同样出自他们的国家利益考虑。
因此，我不认为出自国家利益之间的交易，能够弥合人类道义上的生命创伤，简单说，就是钱不能解决一切。日本人至今闪烁其词地对“战争”（而不是对侵略）表示“遗憾”和“反省”（而不是忏悔和认罪），与他们的经济援助相比似乎是一种矛盾，那么除了让我认为他们依旧躺在大和民族优越的僵尸上，继续蔑视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各民族以外，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解释吗？
要解开或者转移这个心结也许有三种办法可以尝试。
第一种办法是中、日和第三方国际组织开展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数据调研，从学术方面统一历史记录，不让人利用数据的不足否定事件的性质[4]（据有媒体报道这项工作在中日双方已经小心翼翼的开始）。这个办法不能解决的是，凶手们可能依然一如既往地矢口否认。
第二种办法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超过日本，并通过这些领域对其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对历史重新反省，低头认罪。这个办法不能解决的是，那些受害人可能已经等不到这一天，而“幸福”的后人们却已经将他们的痛苦和羞辱遗忘。
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军事较量，中日之间重新一战，无论结新仇还是了旧怨，大家做个了断。这个办法不能解决的是，当东京沦陷之日，南京的悲剧会不会在中国军人的手中重演。
什么人，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呢？陆川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所以他让电影中凶手中的一员去自省而后自戕；张纯如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否则她也不会因对人性的绝望而主动诀别尘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否则不会深夜陪着那些总在脑海里浮现不去的魂灵自说自话。
唯一的希望还好在没有“一大撮”的日本人像那些被绞死的战犯一样，神情漠然地承认：我是做了那些事，但那是我该做的，因为是我的职责。
否则，我们真的就只有最后一种手段来了结，那将是人类终极的了结。
——连续看了《南京南京》、《张纯如：点亮历史的生命》、《拉贝日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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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籍华裔女作家，因撰写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书籍而闻名，后因患抑郁症自杀。
[2] 1952年台湾国民党政权宣布放弃对日本索赔；1972年中国政府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谈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索赔。
[3]指中国因为内战而无暇顾及追究民族敌人，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冷战形势又使得日本获得了美国的保护。
[4] 日方比较坚持的一种说法是，南京受害的非战斗人员只有几千人，因此是战争的损失而不是大屠杀。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2009-5-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