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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道题：世界上有几种人？
答案：两种，饥饿的人和不饥饿的人！
谁说是“男人和女人”的？那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我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知，常常超越我的躯体，然而我对一切事物的喜好，则必须根据我的肚子圆润程度来度量，越圆越好，反之亦然。
1978年的夏天，心情就像大青石板上喘气的蛤蟆，随着肚子的鼓胀和恹瘪上下起伏，我和小伙伴们大都是这样的蛤蟆，只是我们都很少有鼓胀的时候，有也是红苕洋芋自来水撑的，所以大家的好心情很难维持长久。
父亲有一双能干的手，可以不用任何添加剂（那时也没有）把馒头蒸出来像个橡胶雪团，握在手心全是劲道，摊开五指一朵莲花掌上开，层层见白，入口不粘牙，如果某个清晨听见了面板在他一双大手的揉搓下发出的吱吱声，这一天我就非常的开心。我们一家五至七口（有时要加上爷爷奶奶），一年只在除夕夜吃两只鸡，每月吃4斤半肉加炒菜用油，父母厂子里各发半斤保健肉，一家5口大人1斤孩子半斤计划肉，粮食配额记不清了，我那年好像是21斤。大米、面粉、红豆或者包谷比例大约是3、2、5。这些数字对我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并不知道它对我是意味着多或者少，我只知道月过大半父母开始发愁，计划配给的米面吃完了，母亲找粮店四处求人，或者像个贼，不，就是个贼，跑黑市买农民偷着卖的贼粮，父亲磨不开脸面求人，放不下脸面做贼，只能想尽办法用他那双能干的手做红豆饼包谷糕。我和哥哥正值虎狼胃口，恨不得把一切能动的东西全部倒进肚子里，但是油水不够，即便肚子撑个滚圆，很快又饿了，身上总是没有力气。
大约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心情突然很好，带着兄弟两人街上转着玩，所谓玩就是用两条腿走遍城市里人多的地方，什么也不能做然后再回家。大半天过去我和哥哥开始郁闷起来，父亲看出来了，就提出建议：或者我买包饼干给你们，或者你俩都吃碗粉。当然吃粉！是那种一毛六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排了半天队，我和哥哥一人一碗吃着，父亲只说不饿，站在一旁看，我不相信他不饿，但是我又不情愿他来和我分吃，不知道哥哥是否也是这样想，于是哥俩低头猛吃，而父亲就这样站在边上看着。
很多年以后，我总是试图将那个情景从我的脑海里抹去，然而每次这样的努力却只是增加我的屈辱和困惑，我不知道，是父亲的内疚被我理解了，还是饥饿中生命的自私和冷酷被我容忍了。
饥饿更能锻炼本能还是智慧？
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毕竟我们还有在厂子里领工资领保健品的父母，有些家庭还自己偷着养些牲畜，“自留地”里自己种点蔬菜，那些周边的农民可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在票证供应制度上总让城市人占着便宜，他们还活在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制度——那种每个人都用别人的裤带紧紧勒住自己脖子的制度里。
无数次地从厂大门口经过，看见有两块篮球场大小的生产队庄稼地上，向阳花一样地比肩横排无数社员，每人一把锄头在锄地。我无所事事的呆看，他们排在那聊天，两三个钟头过去，我敢打赌，他们甚至没有移动两三米远。我不知道饥饿的人到底有没有尊严，我想我一个孩子的眼光直钩钩的盯牢别人手中冒着热气的红薯，那一定是谈不上什么尊严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就不赶快挖地呢？你们快挖啊，那地里都长出红薯，红薯叶还可以喂猪，猪都快快长大……！
春意盎然的时候，一个饥肠辘辘的少年就这样傻傻的坐在庄稼地边，死劲咽着口水，看着那些同样饥肠辘辘但是无动于衷的庄稼人。
没过多久我就明白过来，那些庄稼人都在和我想同样的事情，只是他们还必须多想另一个道理：要是我鼓劲干而别人不干，那么我会更快的饿死！
饥饿真的是没有尊严，但是如果环境会迫使人选择看谁更能忍耐饥饿，那么人们就会更容易选择，看谁更容易适应放弃尊严！
做“票证族”的时候，心里的味道很怪。
一个冬季的清晨，很冷，母亲病了，要我在家陪她不去上学，然后悄悄叮嘱我拿了定额半斤的肉票去一个供应站买肉，说买回来做点锅贴，这必须天不亮赶去排队。我平日看见那些供应站排挡后夜叉一样的妇人心里就发毛，还要走夜路很远，这一切在锅贴的诱惑和母亲的期待中我竟然完成了。肉买回来母亲突然变了主意，只是很小心的切了一点和着大把韭菜做了锅贴又赶紧的收好。我看出来她是躲着父亲和姐姐哥哥做这些，开始时心里因为母亲的偏宠而得意，口感也分外的好，后来见母亲偷偷摸摸还一脸愧疚，也觉得似乎要对不起姐姐哥哥了。
我们的生活都被票证管起来，除了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和公厕里的粪便，一切有用的物资统统用票证分配。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可以领到票证的，而且全家的票证也是由母亲集中支配，但是在那个冬季的清晨，当我手心紧紧攥着那张半斤肉票走夜路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希望都攥在我的手心里了，所以当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全家当月最后一张肉票时，我又觉得是我吃掉了全家的希望。
从那以后，我开始对所有的票证有了关注，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数着票证过日子，有时候大把的票证还没有用就被政府宣布过期作废，有时候突然说某种票证有特殊的供应，不慎已经提前用掉的人家难免捶胸顿足。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从户口本和粮油供应证开始，看着被父母亲奉进贡出的各种票证，我觉得我的父母和我的全家人都在被票证圈养，我觉得那些票证，是一个特别神圣同时又特别邪恶的东西。
特别神圣而特别邪恶的东西？对了，这就是那些三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阴霾吗？还是只存在于一个少年难解的世事情怀，反叛与景仰，自己无从研判，于是背叛那些景仰，或者遗忘自己曾经有过景仰。
等到这个少年能吃饱肚子的时候，他曾经景仰过的目标是升华了还是异化了呢？或者是他已经认定，凡是希望圈养别人生活和思想的一切，即使神圣，其实邪恶！
少年瞬间老去，留下三十年身与心饥饿中挣扎之路。
附记：
1、1953年北京市对粮、油、棉、布等基本生活用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商品票证作为计划供应的调节手段于当年产生。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1993年5月，使用了40年的商品票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2、1976年前后，赵紫阳同志在四川、万里同志在安徽开始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将这项改革推广到全国农村，从此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释放，农村和城市粮油物资供应危机迅速缓解。
3、宋有兴离饿死还远，1982年上了大学还享受了国家每月9.3元的伙食补助，随着家庭收入和社会供应的改善，到1985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基本可以每顿吃饱。2008年夏季，宋有兴的孩子上高中期间，每月伙食费（不含任何其他花销）至少是600元，是三十年前他自己刚上高中时候的100倍。
4、改革三十年最伟大的成就是使十多亿中国人能够吃饱。
2008-12-26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