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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的人不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也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是对人类发挥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是思想家，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是人类社会的引领者，他们的行动最大地改变了社会。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埃莉诺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奥斯特罗姆追思
联合出品/北京和谐社区发展中心 本刊编辑部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08.07-2012.06.12，中文名欧玲，迄今唯一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1919.09.25-2012.06.29）夫妇于今年相继去世。夫妇二人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及多中心治理学术思想对中国物业小区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生前曾数次访问中国并参加相关学术活动，埃莉诺还亲自前往住宅小区考察研究并和小区业主进行交流。本刊也曾多次对奥斯特罗姆学术思想进行专题讨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世时曾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过一番回顾。在《漫长的多中心之旅》一文中她写到：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制度最初如何形成，在许多不同的场域（settings）中它们又如何影响了人们互动的动机和结果。
在都市地区的正式服务生产中，不仅存在政治经济学途径指出的那种规模不经济，而且人类服务仅仅由官方提供也不可能有效率。公民是重要的合作生产者。如果他们被看作无关紧要和毫不相干，那么，他们自然也不会积极合作。
我们并不想仅仅关注社区管理的资源。我们也研究政府拥有和管理的、私人拥有和管理的、共同管理的、社区管理的甚至无人管理的制度（开放进入）。多年来除了研究该领域的合作生产之外，我们发现使教师和学生参与他们自己的合作生产活动特别重要。
1973-1974学年，由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命名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在二人供职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创立。2012年印第安纳大学将其更名为“文森特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这个被称为“工作坊”（workshop）的研究机构的组织模式起初并不被传统学者所接受，但后来逐渐发展成跨学科研究者的重要交流场所，也汇集了越来越多国际学者。中国学者的加入和对模式的引进也直接促成了国内部分大学新型学术研究组织的诞生。随着奥斯特罗姆学说在中国的逐步普及，各个大学中运用该学说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深入，除社区治理之外，还包括物业税、水资源治理、行政体制改革等领域。
2012年6月18日，华人奥斯特罗姆学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追思会，学会部分成员按照“工作坊”的组织方式自发前来悼念。悼念活动除去下列署名人士外，还有华北电力大学教师陈建国、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满燕云教授、王建勋副教授夫人张冉、毛寿龙教授夫人李梅、韩国首尔大学洪静博士、现代物业杂志社宋有兴社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竹兰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朱海就教授、广东商学院柴盈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曾云敏助理研究员、南京理工大学朱宪辰教授及李涛副教授等人士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寄托了自己的追思，尤其对奥斯特罗姆夫妇和“工作坊”为中国学者提供的帮助和学术指导，以及为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界作出的无私奉献献上了崇高的敬意和赞誉。
以下是华人奥斯特罗姆学会成员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纪念文章，因篇幅有限，刊登时不得不将每位作者对奥氏夫妇及“工作坊”的求学往事追思和个人感恩部分忍痛删除。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奥斯特罗姆代表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译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发表她的成名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是在1990年，那一年她57岁，自此以后，她发布了更多的影响了很多学科的文献。她的很多思想在1990年之前形成，1990年之前她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全世界到处旅行，去做实际调查研究的历程，1990年以后是她学术的收获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后来得奖，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研究经济学的结果，她得奖不只是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也有很多奖，社会学领域相对少一些，但实际上他们对社会学的贡献非常大，因为很多法学的研究都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他们的法权以自主治理为基础。
对我们来讲，他们的学术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老师（即奥斯特罗姆夫妇）指导下，我们在自己学术的探索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仔细观察研究了他们的学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实际上是以行政团队为基础，他们的行政团队很少有相互之间的命令和等级关系，而是一种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学术研究机构并不是以学科为基础，而是以活动为基础，每个星期一中午在午餐时间有一个学术研讨会，后来人越来越多，又加了星期三中午，去参加讨论的老师慢慢地成为这个学会的核心成员。研究的活动形成研究的群体和团队，这跟我国有很多商业性质的活动——通过吃饭来交友这种模式完全不一样。他们吃饭时间开研讨会，通过研讨会交朋友，学者之间见面首先是研讨问题，在这个平台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所人员的基础。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学者之间实际上通过活动来交朋友，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体，我们国家很多学者之间很难进行合作，这跟科学家共同体、学者共同体能否形成有很大关系。
他们研究所的组织模式，对学术的追求，对学生的热爱，对于全世界学者组织科学家共同体，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上进行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建设，也包括以自主治理的精神来组织学术的研究，都是难能可贵的探索。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代开始组织的学术活动，就是跟老师的工作坊学的。2007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跨学科研究院，也就是公共政策研究院。我们在公共政策研究院下的很多做法，包括陈幽泓的团队，在社区研究领域里面基本上用的都是人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跟实践者去交朋友，从他们身上，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寻找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以及我们从书本上、从理论上去探讨这些实践和所遭遇问题的性质和它的逻辑，尽可能来促进自由和自主治理的方式，以最终在制度上奠定自主治理的基础。今年我跟着陈幽泓去了成都、重庆，跟当地的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也跟北京的业委会的领袖，连续开了三次会议。我也曾经讲过，政府换届的时候，单中心的换届和多中心的换届是不一样的。曾经跟政府官员讲过，在多中心结构里面权力是有防火墙的。面对任何人，你跟他们做朋友，他们跟你说真心话，你可以看到这些问题背后治理的问题。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在那里（指工作坊）念书的时候，传言她（埃莉诺）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她没有放在心上，一如既往从事自己的研究，她不想让荣誉成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不断努力的终点。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断探索集体行动难题的解决方法，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个人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这是一个自治的社会。
1973年，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成立，之所以叫做“工作坊”，埃莉诺和文森特经常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要把这里设计成为一个老师和学生相互合作，相互切磋，师徒之间传授技艺的平台。在那里老师和学生之间平等相待，或者说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人都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没有论资排辈。在那里老师与老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通过相互合作，每个人都负起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作出贡献，没有自上而下的命令，比如说，当那里的学生和学者发现问题值得讨论，他们自己成立讨论小组，自己确立讨论规则，自己组织讨论。
给我震撼的是，他们夫妇总是聆听每个人的看法和建议，不论多么幼稚，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学习之处，每个人在某问题上都有好的思想。这个家庭是国际大家庭，人们来自世界各地，相互了解各自的文化传统，各自的社会经济状况，各自的研究兴趣，各自的爱好。
陈幽泓（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任）：
埃莉诺到中国访问三次，这三次都参加了与社区有关方面的会议。第一次是2007年的“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现代物业》为本次会议联合举办方之一），第二次是2009年“社区的善治与社区组织”，第三次是去年（2011年）“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
她获（诺贝尔）奖后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支持和帮助，她说她自己成了“公共资源”，她可以说尽了全力来帮助每一个人，做我们要求她做的一切，而忽略了自己。我记得有人跟我讲，埃莉诺说她其实不关心去任何地方、去见哪位重要人物，她惟一愿意是和学生们在一起。
学术是每个学者最高的追求，但在文森特和埃莉诺，他们对学术生涯的追求不是一种术的追求，而是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怀、对人类社会关怀的一种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留下的影响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发现，她在中国这几年，见过她的学者，远远不如见过她的中国业主/居民等社会活动分子多。在社区业主领域，奥斯特罗姆非常有名，我们开会时，业主们会问，那个老太太怎么没来？有一位老先生给埃莉诺的理论起了名字，就是“自己的包自己提”，这句话在业主中间已经非常有名。埃莉诺去年在广州的时候，还专门到自治的小区做了现场的参观，《南方都市报》也大版地报道。所以就这些而言，奥斯特罗姆在民间社会、在中国社区里做的工作，以及他们给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将会对中国社会起到很深远的影响。
我看到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评选埃莉诺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时代周刊》这篇文章里说，我们选的人不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也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是对人类发挥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是思想家，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是人类社会的引领者，他们的行动最大地改变了社会。这就是埃莉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刘军宁（政治学者）：
1995-1996年，我先认识文森特后认识埃莉诺，认识到他们的思想，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介绍到中国来，也有必要把我们的朋友们介绍给他们，我也很高兴国内朋友们，很欣然地认可了他们夫妇提出的很多东西。这种认可绝不是出自一种偶然，也不是出自于对国外某个名家的崇拜（他们当时并不是很有名）。不久前国内朋友成立了华人奥斯特罗姆学会。
“从自由到自治”。中国人对自由这个概念越来越熟悉，但是对自由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个人的向往上。如何把自由变成可触及的、可享受的东西，仅仅靠认可自由本身是不够的，必须有特定的方法，有特定的制度，把自由转化成和自己相关的东西，这个时候埃莉诺和文森特的东西就派上了用场。他们所说的“自组织社会”——实际上有自治才使得自由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的自治，有了自治，自由才能变成大家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方面，都发展了自由的理论。埃莉诺在公共资源管理方面所讲到的那些东西既不是私人的又不是公家的，如何来通过自治让这些共有资源为每个人服务。另一方面，文森特的复合共和的政治理论研究甚至更为重要（虽然这些还没有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如果埃莉诺讲的是在社会组织理论上让自由变得可以享受，那么文森特讲的是如何在整个政体上通过自治秩序把自由变成每个人可以享受的东西。
中国朋友，中国学人，应该谢谢埃莉诺和文森特夫妇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他们的思想对我们关于自由、自治的认识，把自由变成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埃莉诺的学术遗产，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她和文森特共同创办了多中心治理的思想体系，多中心思想应当说对我们做社会治理和政策研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特别在这么复杂的社会。我看到埃莉诺最后一篇研究论文是气候变化的研究，她的核心思想是我们不必要等到全球性的、强制性的减排协议，在此之前，个人、家庭、各个地区、各个国家都可以自愿采取行动。基于多中心的思想是非常有智慧的理论，这个思想对召开的全球峰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她提出了一系列集体行动的理论。近年来，工作坊有很多集体行动的理论，信任和互惠的研究非常重要，她认为互惠和信任是理论的研究基础，将来会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第三，关于制度多样性理论的研究、制度分析的方法，对我们的公共管理界影响非常深远。2005年《制度多样性》一书，把制度多样性的研究推向了很高的高度，在全世界关于制度多样性的研究方兴未艾。
第四，她没有完成的工作，也是她生前最后的重要工作，她试图构建分析复杂系统通用语言的尝试，以社会生态系统为代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2007年PNS美国国家科学院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这个工作是她生前最后几年做的最大的努力。
埃莉诺热爱做研究，对社会科学有好奇心，她试图理解人类社会何以能够合作，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合作的悖论，怎么打破这个悖论，怎么促使人们合作建设更好的社会，这是她内心深处追问的问题。她为之付出了努力，这努力是跨学科的，是非常卓越的。
彭宗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埃莉诺来中国三次当中两次到了我们学院，这两次对我们学院来说是非常特殊的、非常不一般的事件，因为她的到来，使得学院多了很多埃莉诺的“粉丝”。按照薛澜教授的要求，我们翻译一本书，《政策过程和理论》，第二章是埃莉诺写有关她的理性制度分析的理论与框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地了解了她的理论，后来的公共政策分析课上都会介绍她的理论，不管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会听她的理论。有一些学生会去分析她的理论框架，比如物业税问题的具体分析。我觉得埃莉诺的思想也许可以通过我们的教学传播到同学当中，可以运用到更大的范围解决实际问题。
更深的印象是她自己带来的新研究成果——社会生态治理的理论。这个理论无论我本人还是学院都非常感兴趣，去年（2011年）运用这个理论成功申请国家教育部重大课题，之后很想用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资源的治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希望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冲突或者矛盾，来作出理论和实证的探索。
王耀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员）：
我坚信只有具备伟大人格的人，才有可能取得伟大学识，我认为埃莉诺就是完美结合。是她让我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应当包含广泛的社会价值，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公平，有责任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当中。她也让我坚信自主治理的理念，并尽自己的努力用到工作当中。她促使我相信一个群体，在一个社会领域，基于普遍价值，通过制订制度规则，能够塑造协同共治的自我管理的环境。
我更愿意作为她的追随者和实践者。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她的理论运用到社会领域当中去，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更加努力的工作来报答她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帮助。
杨立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我现在研究的问题，更多偏向于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共有资源的传统，更多关注的是荒漠化的问题。我的观点受到了文森特的启发，我和文森特讨论，提出了集体行动解决参与性的模型，后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基本上每一篇文章当中，都有大量的埃莉诺和文森特著作的引用，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我著作的各个方面。我在北航成立工作坊，也是学埃莉诺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性科学，在每周一有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论坛，也是学生和老师每周、每学期连续性地进行讨论。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也是学术制度上的继承。我们继承埃莉诺和文森特宝贵的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学术思想，学习理论的继承以及发展，另外是从学术制度本身的构建方面。他们勤奋治学的精神对中国学者来说尤其可贵，我们现在的学者太多关注于头衔，太多关注于社会的权势的事务，我们缺乏真正治学的精神。
（未完）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12年第12期/总第24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