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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当警惕被苏联化
余思远《联合早报》4月12日
略知世界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丘吉尔在二战硝烟刚散尽时就发表的著名“铁幕”演讲，通过将欧洲划分为所谓自由的西方阵营和关在铁幕内的、被独裁统治的东欧阵营。划定了战后两个阵营的分界。这个分界不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的，而且是心理的。将对方的人民描绘成牢笼中的囚犯，无疑有两个直接的好处：一是让己的人民相信自己生活在较为美好的世界里，二是促成对方人民产生对西方的向往和渴望。
但是战后的美国在拉美、亚洲和非洲支持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残暴独裁政权，多次侵略、介入他国如朝鲜、越南，造成无数穷国人民遭受屠杀，加之在国内继续实行种族隔离等非人道政策。而老牌西方国家如英、法则一边忙于战后重建，一边对付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的独立浪潮。西方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始终无法从道德劣势中脱身。
美国经过国内黑人民权运动促成种族隔离的结束和人权意识高涨，外由越战失败造成全面战略溃败后，经过1970年代后期若干年的调整和喘息，在国际上争取到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支持，西方遂转守为攻。而苏联在外深陷阿富汗泥淖丧失国际同情，在内面临军备竞赛造成的经济畸形、社会停滞、民心涣散，在东欧阵营内部由于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丧失二战流血牺牲换来的道德优势和向心力。
美国从里根口中造出“邪恶帝国”标签，复活丘吉尔的“铁幕”概念，对外高举人权旗帜，争夺道德高地，将“铁幕”与“邪恶帝国”的意识形态标签通过传媒优势的灌输传播，联系苏联对内、对外的种种不当行为，牢牢贴在苏联身上而不可脱，从而造成人心反向。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根源无不是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
解析今年来西方的对华意识形态战略，乃是利用人权、自由等高调，利用中国政府不愿意被视为在外力压迫下屈服的心理，希望压迫中国在这类议题上，不但因为条件反射而自动放弃主动争取，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如被牧羊犬驱赶的羊那样，条件反射似地走上苏联化的道路。
应该说这个战略已经初见成效，首先表现在使得中国当局对这类议题产生过敏，从而难于承认此类议题除被西方当成国际政治武器以外，本身还具有的合理性，因此堵塞在内部对此类议题进行正常的建设性讨论的途径。对外，因为这类议题被狭义的理解为国际政治武器，必然被动跟随西方起舞，一方面被动防御，一味在意识形态领域韬光养晦，甚至在西方发生严重道德危机时（例如阿以关系、伊拉克战争等）又未能挺身而出，通过严词谴责乃至发动应有国际程序（如在联合国提出有关议案）来争夺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又是在涉及本国现实利益时，又将道德议题当成讨价还价手段，不但在世人眼中落下以原则作交换之口实，而且给对手造成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攻击利器。
分析现今西方媒体以及中国网络语境，诸如中国的“信息长城”、“The great fire wall”之说已经成为流行语，甚至已经简化为“那堵墙（The wall）”式的不言而喻。其操作方法，与对付苏联时期一脉相承。而“翻墙”已在具备话语权的中国知识精英中渐成流行语，不得不令人担忧中国正在走进前苏联的陷阱。在内政外交上，由于意识形态的被动，存在强烈的被迫苏联化的危险。
中国当局对外应在战略上坚持原则，未雨绸缪；战术上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必要时转守为攻。在意识形态上，不仅要积极防御，更要通过实践自成体系，主动出击，乃至制造议题，而不是一味被西方的议题牵着鼻子走。要实现这一战略，就必然要求在另一方面，即对内不要因噎废食，而是要按照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和需要真正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允许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探索。具体在行为方式上，必须真正施行仁政，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以开放对付开放，以人权进步对付人权进攻，最终达到以事实破除谎言的目的。（转摘自《凤凰周刊》2010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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