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光荣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光荣的。在今天这个多变的时代里，无论要赋予“劳动”多少新奇的概念，或者给予“劳动者”多少人为的等级划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才是人类智慧和自豪的宣言。当我们又一次面对那个每年一次向我们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时，需要我们做的，并不仅仅是向劳动者致以敬意，如果我们能正确看待今天的就业形势，充分认识到劳动和就业对于民众自尊和社会稳定的特别意义，那么我们在“五一”长假充分享受了劳动的成果之后，自然有必要对那些的确被淡化并可能被忘却的，长期在服务第一线从事基层劳务的劳动者，重新给予特别的关注。

　　政治待遇 劳动者曾经辉煌

　　新中国成立初始，劳动者尤其是最基层的劳动者即被赋予了最高的荣誉。历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接见，成为劳动者中最杰出代表所能享受到的不同寻常的表彰形式。以陈永贵、郝建秀等一大批基层劳动者精英为代表，他们依靠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他们的劳动职责的高度忠诚，走向了各级政府领导岗位，参与国家政务。除此之外，在工(王进喜)、农(陈永贵)、兵(雷锋)、商(张秉贵)等一大串名字以及更多几乎没有名字的劳动者身上，见证了共和国或坎坷或辉煌的半个多世纪劳动与创造的发展历史。

　　申纪兰堪称全国劳动者第一位“红色经典”：她是中共党员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位一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8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52年、1978年、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0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她和另一位著名劳模李顺达一起，通过整治建设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而以勤劳勇敢著称;同时又以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身份，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一块里程碑。她因此而先后13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多次受到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拜访。

　　这的确是辉煌的劳动者和劳动者的辉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一时期都代表着国家对基层劳动者的最高礼遇。

　　劳动模范 劳动者恒久自豪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劳动者精英分别授予了各种不同的劳动模范称号，包括国家、省、市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和国家五一劳动奖章等。其它有相同性质的还包括各种生产技术标兵、科研教育标兵等，所有这些称号，是按照毛泽东主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主要标准，分行业分地区进行程序复杂的选举和评定的。因此受奖者往往享有英雄般的荣耀，更因为这份荣耀的背后，代表着一种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关键词的利他主义精神，还不能世袭和不能继承，因而也就具有终身享有的含义，所以更为受奖者所看重，成为劳动者恒久的自豪和终身的荣誉。

　　劳动模范作为一种荣誉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几乎所有的国家宣传机器对其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报道。除了媒体报道以外最常见的方式是报告会和演讲会，以及下一层组织以该劳模为样板的模拟和评选。通常这一阶段是声势浩大几乎可以无孔不入的。在强大的媒体和舆论面前，任何一种对劳模的质疑都可能成为忤逆，任何人如果对劳动者的光荣表现漠然，就将成为他的耻辱。

　　类似这样的活动在评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尤为突出。2002年第12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在当年7月20日开始前，是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10家机构和新闻媒体联合主办的。如此强势阵容，肯定并不限于事前鼓动，更多是全程宣传。

　　劳动者的荣誉不仅表现在社会对他们的尊重，也表现在社会对他们的保护。每年五一节、三八节等重要节日，各级政府、社团组织和企业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劳模团拜会已成惯例。河北邢台市长途汽车站退休职工，全国劳动模范徐秀英被当街暴打，去年2月报界报道的标题是《老劳模当街遭暴打，两民警袖手旁观》。省市级政府、政法干部、警方、工会组织均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这其中，既有对劳模的保护，又有对侵犯者的仇恨，还有对胆敢漠视劳模者的气愤。

　　《人民日报》1997年2月6日发布了一条新华社太原2月5日的消息，追悼87岁的山西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贾进才的去世。公告中赞扬贾进才的艰苦创业精神，为大寨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由此可见，劳模的荣誉其实是因为他们漫长的艰苦奋斗和奉献;人们对劳模的尊敬和保护，其实也代表着对这段艰苦和奉献的缅怀。尤其是许多劳动者为争取这种荣誉却劳而无获时，这种缅怀就带有以善良回报勤劳的意味。

　　经济奖励 劳动者羞于言利

　　在英雄般的尊敬和充满理想主义的赞美声中，劳动者是不愿、不能或不敢言利的，再加上他们大多天性质朴，秉承许多“温良恭俭让”的民族传统，他们通常会说“荣誉归功于党和人民”。在他们看来，劳动是当然的，过高的荣誉反而使他不知所措。于是，他们通常会不知不觉地和一些舆论所描述他们的那样，走向一种殉道，或一种理想主义。这就是：牺牲我一个，造福千万人。在这样一种精神支撑下，他们带给了民众若干的感动，也带来了若干的叹惜。许多的劳动者精英或积劳成疾，或英年早逝，如焦裕禄、陈景润、孔繁森。

　　很显然，东方色彩英雄主义的悲壮结局，并不能促使更多的人仿效。人们需要英雄活着，需要劳动模范们好好地活着。

　　2003年3月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车总公司对在服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国劳动模范、47岁的114路乘务员肖红奖励人民币10万元，以表彰她对乘客和工作的奉献精神。

　　广东省开平市市委和市政府直接下发文件，规定从2002年5月1日起，按省委省政府文件精神，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的荣誉津贴统一由省财政负担，由省财政每月直接将津贴拨至每位劳模的荣誉津贴个人账户，每人每月增加50元(全国劳模每月200元，省劳模每月150元)。报界据此评论说，8月9日本市有7名全国劳模和69名省级劳模从市总工会领到了荣誉津贴存折、拥有了荣誉津贴个人账户。这一新规定的实施，保证了劳模津贴的发放，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模的关怀和爱护。

　　更让人振奋的是，安徽、山东、新疆等省和自治区，在2003年新年初始即正式下达了“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意见”，直接说明凡属全国劳动模范或有同等价值称号的模范劳动者，凭证书经审查批准后可以免试入学。其他全国各直辖市、省、自治区也分别确定了相应的免试或加分入学标准。

　　吉林省劳动保障厅、省经贸委、省总工会则在今年3月初联合下发《关于企业裁减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文规定六类人员不得裁减，包括市(州)级以上劳动模范。

　　青海省西宁市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通知，于2003年1月30日、31日春节前夕对健在的保持荣誉的全国劳模发放一次性慰问金，每人500元。

　　另据《辽沈晚报》报道，东三省将用香港工商界人士捐赠的1050万元人民币和200万元港币专项用于建设各省的劳模敬老院。据悉，辽宁省今春即将在沈阳开工建设全国第一家可同时容纳300人左右的劳模敬老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者精英的经济表彰和奖励也进入了非政府性质的组织和单位。云南省昆明市四星级的新纪元大酒店联合报界邀请全省的市级以上女性劳模于3月7日晚免费享受酒店服务，共度三八妇女节。在福建，《福建经济快报》则和左海海底世界联合推出一系列优惠和免费的服务，分别奖励普通女性和女性劳模。天津则为女性劳模提供免费体检服务。

　　其实，对劳模的关怀和爱护直接反映在经济上的奖励已有久远的历史，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无论是在农村奖励“工分”，在工厂奖励“提干”或者“升级”，以及各种“科研奖”、“高级知识分子津贴”等等，都在传达着社会对劳动者精英的关爱。

　　崇尚生活 劳动者人道回归

　　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40周年纪念日。据2月12日《辽沈晚报》报道，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在改造完工后，将新增一张普通而又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雷锋左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据报道，这张照片是首次公开展览。本届人代会期间，原大寨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郭凤莲女士得体的举止和时尚的着装也成了新闻记者笔下的看点。

　　戴着手表的雷锋与一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雷锋恍若隔世，时尚的着装似乎也与大寨的铁姑娘毫不相干。其实，也许并非是劳动英雄不愿走下神坛，也许是我们不愿承认他们与我们本来可以一样享受生活，不愿承认我们本来可以和他们一样的奉献与无私，从而在制造他们的崇高之时，也为我们制造自己的逃避。

　　劳动模范之所以成为劳动者的杰出代表，并非是因为他们成为劳动模范。甚至某种意义上还不是后羿射日、女娲补天般的济世利民，而更应该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般的，在利他精神面前所体现的痴情与执着。从这一点看，我们就不难明白，所谓劳模，不是看他为自己做得多么少，而是看他为别人做得多么多;所谓劳动的价值，首先是看他是否履行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一种职责，一种道义，和一种信仰，其次才是劳动所带来的结果让他人受惠多少!正如当年刘少奇主席对著名劳模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我做国家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而毛泽东主席对此给出的标准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有必要再次澄清劳动的本质，再次宣扬我们尊重劳动者精英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主张。其实是走进这样一个真相：我们应该承认劳动者精英可以和我们一样利己，我们才愿意接受自己可以和劳动者精英一样利他;“劳动者光荣”的本义，是劳动过程的光荣，而非指劳动成果的光荣。

　　年内发呼唤劳模 劳动者精神回归

　　今年春节刚过，来自贵阳市继而扩展到全贵州省的寻访“失踪”劳模事件，牵动了全省千万人的心，成为年初最为热门的话题。事情的简单经过是：市总工会在1月30日的劳模迎春座谈会邀请名单中，发现4名1960年以前的老劳模联系不上，从而使老劳模的近况成为市政府和工会领导干部和全社会的牵挂。2月13日，经媒体报道后，贵阳、安顺、遵义等各地各界人士纷纷提供线索，第2天找到了两位。

　　记者潘风亮在评价此事时写到：“时代的变迁带来人文的遗失，不知不觉间在飞速的经济发展当中，我们却丢弃了很多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像曾经成为那个时代标兵的全国劳模，竟也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留下我们剥离了精神色彩的时代文化。这种精神的贫瘠是可怕的，它必然引发的是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沦落，由此加剧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迫切需要这种劳模精神的调和净化功能”。看来，正如历史上人们呼唤英雄出来整治战争的创伤一样，人们也会呼唤劳模出来重振精神的复苏。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劳模吗?既然劳动之模范，代表着一种榜样和一种示范，很显然我们的初衷，其实应该是“象他们一样的劳动着并光荣着”，而不是人人去做模范，因为那样就无所示范了。所以，通常我们在制造劳模有异于我们的崇高和利他时，其实也可能是我们在容忍我们有异于劳模的懒惰和利己。旧的劳模在老去、逝去，新的劳模在孕育、诞生，劳模的数量其实与日俱增，为什么呼唤之声会如此强烈呢?这只能有两种解释：呼唤劳动精英的奋起拯救或呼唤劳动精神的回归。这颇有点像国人的祷告：神啊保佑我吧，或者也让我做神仙吧!

　　既然劳模如此的难寻，那么我们就该看到，减少不劳动者远比增加劳动模范更有意义。

　　我们目前也许还不能说，现行程序下源源不断诞生的各种劳模，是不是全世界最为特殊的一族。但他们有别于那些“优秀市民”、“见义勇为者”却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代表的是一种道德，而劳模代表了一种职责。尽管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见义勇为者”和“优秀市民”而没有“劳模”的国家，就象征着国民的忠于职责，但其中的差异仍然值得深思。从一个略为有些极端的方向上去看，如果忠于职守一定要成为模范，那么玩忽职守就有可能成为正常。如果我们同意忠于职责就是社会分工中人类道德的一项基础，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向我们自己宣誓——让我们象劳模一样忠于职守!

　　劳动就业 劳动者自尊之路

　　归根到底，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五一”长假也罢，鼓励消费刺激经济也罢，这一切仅仅是经济手段，目的也包括刺激消费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正视目前的就业形势，就不得不看到劳动者的光荣是基于他们的劳动，劳动者的劳动存在是基于他们的就业机会。没有就业就没有光荣，甚至连尊严也可能尚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在本届人大会议上呼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将促进就业增长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郑代表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将逐步向非农产业转化，还有城镇里1400多万下岗失业者，将构成长期的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应该尽快制定专门的就业促进法，确定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建议，就业促进法要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就业方面的基本权利，确定行政机关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地位，把它作为行政机关效能指标之一。同时明确劳动者的失业保障，把失业保险及相关政策统一纳入就业促进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应有的保护，并确定相应的就业援助办法，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维护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我国大学毕业生以及更高学历的知识型劳动力，面临的就业困难更多是局部的和主观造成的。而庞大的非知识型和低知识型劳动力，正如专家代表所言，才真正构成我国长期的巨大的就业压力，并可能转变为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

　　解决这一类劳动力的劳动就业问题，固然有将其提高为知识型劳动力然后消化的措施，但更主要的是尽快找到安置办法，提供就业机会，边就业边学习。那么，什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呢?

　　目前许多学者把“劳动密集”和“智慧密集”或“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加以区分，大意是动手和动脑或动钱的区别。不管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多么合理，这种社会主义式的暧昧和“白领—蓝领”资本主义式的虚伪有异曲同工之处：动脑的人不“劳动”不流汗而白领，动手的人才“劳动”而流汗而蓝领。无意之中中西学者们已经把劳动划分了等级。从这样的等级上看，“劳动密集型”似乎是指人将自己的躯体当做机器一样的使用，而不会或很少会使用自己或别人的脑子。由于人是智慧的生物，这一定是一种最低的“劳动等级”。

　　在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人们通常会在某一阶段通过对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大小而不一定是劳动精神的奉献程度，来衡量他的劳动价值。在我们目前处于的功利环境中，这样的态度极端明显。在2002年12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中，主办单位公布了经层层选拔、严格考核，从推报的42名人选中确定的30名来自“科技、教育、农牧渔、企业管理、医药卫生、政法、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体育、解放军、武警”等行业系统的候选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既有劳动成果又有奉献精神的杰出人物，问题是，他们几乎并不在“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

　　最近十年，发展最为迅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要数随着城市改造带来的市政公用服务业和随着居民住宅区改造带来的社区服务业了。小到擦皮鞋、拉三轮、掏阴沟，大到小区物业管理、社区文化建设、城市形象建设和公益服务。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领地(尽管他们有些不愿承认)，这也是一个诞生时传祥和徐虎的领地。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时传祥之所以和陈景润一样的伟大，关键是他们因为造福社会从而表现出的卓越奉献精神，我们就应该承认，这是一块已经并且能够继续诞生更多劳动者精英的领地!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每年将有230万并且逐年正在递增的“劳动力”可以进入“劳动密集型”的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行业，我们就能认识到，这是一块能大大缓冲就业压力并给社会带来安定的领地，也是一块能够培养劳动者的自尊和劳动的光荣的领地。如果我们再用我们的“劳动等级”眼光，不屑或者鄙夷地看着他们，时刻描述和渲染着他们的游民习性，而遗忘他们曾经有过其实现在也随时发生的英雄壮举，那么我们真的不会感到遗憾惋惜和后怕吗?

　　我们呼唤劳动的被尊重，渴望劳动的自尊和光荣，我们也可以坦然接受劳动模范的淡出和远去——只要他们留下利他和奉献精神的种子，撒进千千万万愿意劳动、崇尚劳动的人的心里。

　　走向劳模 劳动者的艰难历程

　　劳动者成为劳模以后，或许能够享受到相同的荣誉和光荣，然而走向劳模的漫漫长路却有不同的艰辛。在“劳动密集型”劳动者中，如果他们无法奉献他们的知识和智慧，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奉献他们的汗水和体力，甚至鲜血和生命。

　　就在今年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凌晨2点多钟，正在深圳市爱国路自助银行值勤点的蛇口保安服务公司派驻招商银行东门支行的保安员曹波(江苏扬州人)，和黄贝办事处凤凰居委会物业管理处的保安员李小龙(河南鹿邑县人)，为了救护一位步行经过金城华庭而遭抢劫的江西女孩，被歹徒杀伤。在有消息报道之时，曹波生命垂危。

　　在早一些时候，1月27日晚，北京均豪物业公司保安员车润贵值勤时，接到一位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受伤女子“有人抢劫”的“报案”后，立即追捕歹徒，在殊死搏斗中被歹徒杀伤。

　　这些例子如果都要写下来是没有尽头的，那些领导看望事主感谢社会关怀也是少不了的。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某区房管局物业处的负责同志在接受北京楼市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有的物管从业者素质其实并不低，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糟。

　　相信他的说法是绝对好意，而且会代表着绝大多数目睹者的观点。可是我们想问的是，保安岗位以外救人是道德问题还是素质问题?如果是道德问题，大量的见义勇为发生在这些保安当中，他们的道德应该是高于其他群体了?肯定不是，因为素质当中本身包括了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等。那么就只能说“人们的想像”，其实是以为其他素质比如说文化素质可以代替道德素质，自然劳动密集型就应该是素质薄弱型了。

　　以这样一种模式推而广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这样一些与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毫不相干的东西正在流行并可能成为“时尚”;我们也不难理解，当普通劳动者没有成为英雄劳模，或者不管是不是劳动者，在没有足够的钱时，他们会遭受漠视或蔑视，这时候最好的理由就是——他们素质低!

　　保安身上流出的血，其实和其他劳动者精英的最优秀奉献一样甚至更重——只要他是为别人而付出，就代表他卓越的敬业或奉献。劳动模范和英雄，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劳动与不劳动的区别，而没有劳动等级的区别。任何人由劳动者走向劳模都是一样的：看似平凡却无比艰辛。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载于《现代物业》2003年第4期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