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媛 CHEW Moh Yuen （CMY）新加坡人，在《联合早报》、广告公司、《亚洲周刊》、新广与新传媒集团、美国教育中心 （CAE）、新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历任资深记者、课程总监、特派员、电视台新闻编审、新闻培训导师、大学客座助理教授等职，至今仍在媒体与学界多栖观想实践。
组屋，一个由英文Flats 直接翻译过来的词组，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代名词。
举世观之，没有一个国家的公共房屋政策 (public housing policy) 能比得上新加坡的法规完善、规划合理，而且覆盖全面、绩效卓著。
新加坡立国之初， 在各派势力竞逐的乱局中，政府通过“三大”、“三打”迅速稳定局面。“三大”包括大量兴建廉价组屋解决屋荒、大量引进外资解决就业问题、大批建设国民型学校和综合诊疗所；“三打”——打垮顽强左派政敌、严打私会党帮派势力、全垒打肃清贪污，其成果彰显，毋庸赘述。
组屋作为国民住宅，不只是这小城邦人民如磐石一般的集体记忆，更确切的说，它是新加坡种族和谐、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石。老百姓喜欢称之为“政府组屋”，清晰地界别它是跟私有的有地产业、各式公寓所不同的“国家福利”。很多时候，组屋甚至是“国民身份认同”的象征。
新加坡长期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令执政者秉持“大政府、小市场” 的强势传统。1960年成立的建屋发展局 (HDB) ，作为身负重任的最高机构一统全局，并在多部会联手的土地征用法令辅助下，确保国家有足够土地开发公共房屋，权责相符的全面规划、统筹、设计、营建、销售、监管所有新旧组屋。同时通过对不同屋型设计高低收入顶限、规定转售所需的居住年限、多层次贷款额与买卖方印花税等诸多与时俱进的措施，有效掌控价格，防止国宅炒作；并且鼓励三代同堂及子女就近与父母同区置宅，规定住户的种族比例，定期更新组屋区的设施，来增进家庭凝聚力、促进种族和谐和维持社区的活力。
以公共住房成绩检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新加坡，仅仅9%的百姓居住在公共住房。自1964年开始，在“居者有其屋”理念的贯彻下，至今超过八成人民住进组屋，其中超过九成拥有自己的家宅。这对一个建国仅仅五十年的新兴小国来说，是个了不起的社会工程。若历数新加坡的房屋、卫生、交通、商贸、通讯、文化、教育等建国方略与建设来评级，公共住房的绩效是公认最为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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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现代物业)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14年第12期/总第3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