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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业/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
会议时间：2007年6月25日 上午9：00—12：15
会议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第四会议室
主题七： 社区治理组织
（主持人）邵夏珍：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们都入座了，各位与会的代表，还有来宾，大家早说好。我先做一个则自我介绍，少儿数字教育中心的研究主任，我受大会委托，来主持今天上午这个时段的，第七分会咱们这个一个会议。我想在正式开始之前，今天上午我们整个发言的学者，和专家，有四位，根据安排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是15分钟，然后5分钟是自由讨论的时间。每个人发言完，5分钟接着讨论，讨论完再进行下面的主题。我们希望大家都遵守这样一个规则。
那好，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正式开始。第一个发言者是来自于深圳景洲校区的业委会主任，邹家健先生，他在业主维权这一块，七年多的实践，创立了一个景洲模式。
邹家健：我是在中国电信在新技术中心工作，工作了在小区兼职，我负责项目策划和新技术开发这些工作。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景洲大厦是位于深圳市负电中心区景田片区新洲路以西，一共有450户人，我们大厦是在1999年入户，经历了所有全国的房地产所要经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买房的时候，是日本三菱电梯，但是最后却更换了，我们电梯经常从高层往下坠落，还有配套不落实，开始是商场超市，但是后来做了其他用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在小区本身深住宅的规划，里边有近百户开公司、做学校、做食堂，什么都有，很混乱的现象，而且经常发生被盗事件，这些事情都经历过。我们业主委员会是在2000年成立，我们对面临的这些矛盾做了调查，归结为十几个问题，主要是和发展商协调。当时的深圳，到处都在进行维权，我们在全国率先提出来一个口号：也就是在目前全国推广的法律宿舍区。我们先后要且了三批律师，到小区进行普法发教育。这个项目就是我们让当年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也就是上市公司深圳业集团，赔款是一千万。
诉讼成功以后，就改变了深圳整个维权的格局，深圳所有的维权原来都是由于我们的维权成功，当年深圳关于房地产的素有几十件，上升到三千多件，就是大家都开始起诉发展商。我家里有104平方，赔偿了十万零几百块钱。然后就是，我们在2001年首先在全国第一家就炒掉了地产商的物业管理公司，改变了过去，房地产谁开发谁管理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对深圳住宅局推行了格局，我们称为不平等条约，进行抛弃格式合同。我们按照我们业主自己的意愿，和我们对方双签订了我们自己拟定的景洲大厦的合同。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整个过去业主的一种弱势群体的格局，我们现在是一个独立的物权人的身份，来和物业管理公司进行谈谈、进行博弈。
格式化合同是被告不承担责任，但是这样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因此把这个因物业管理的失职，造成业主，不管是家庭财产，还是车被盗，进行赔偿。最后国家当时在拟定物业管理条例，抽掉了我们的合同，就把这一点写进了国家物业管理条例。我们通过业主投票表决，更换了物业管理公司。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关于做假账，一票否决，一系列的东西，就改变了当时的局面。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2003年就提出来了，就是物业买房和物业捆绑这个模式不变，我们希望物权人自己管理自己的物业。想突破深圳地方法规的格局，所以物权人有自己处理条例的权利。现在物权法终于把我们这个要求写进了物权法，就是业主可以自管物业，我们把我们的材料通过人大代表递交，然后把这几点都写进去了。
在2003年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政府的就包办来了一家中或物业，到我们小区管理中行。继续按照格式化进行，继续要造成我们小区的被告，因此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自己出钱请管家，这个事由政府包办，因此我们在2003年他合同到期时候，就不再和政府包办的公行物业续签。引起了政府单位，用红头文件罢免了我们物权主任。北京和广东的很多学者、专家，都提出了很多意见，而且舆论几乎是都站在我们这边的。2004年的3月份，就一直推荐我参加“3.15”晚会，作为全国唯一的物业管理人士评选奖嘉宾。
2003年的12月30号罢免，我们小区再次召开大会，又一致选举业主委员会主任。我们再一次把景洲小区的物业管理合同修订，我们合同进行了全新的改革。我们第一提出来两个分离。第一就是物业管理费和小区的共有物业分离，因为在深圳所有小区的配套都是叫公共配套设施，在于2001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业主共有物业，在今年的物权法通过的时候，采取了我们这个新的概念。
因为过去都叫社区公共配套设施，因此我们提出来了，把物业管理费的收入，和小区的业主共有物业分离，就是分开独立。
第二个分离，就是我们在深圳有一个相当于公共维修资金的本题资金，这个资金也是和物业管理费亏棒，我们从今年开始把物业管理费和小区的公共维修资金分离了。这样一来，以后物业管理公司要撤走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财务的移交，这样使我们的费用不被侵占。所以这个合同做了很明确的约定，我们在深圳很多地方实行佣金制，因此我们在合同当中，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操作就改为了，物管公司很专业的做假账，我们根据这个矛盾，我就是花钱买服务，在这种物业服务的同时，我们给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钱。我们的物业管理费到今年降到了两块，我们的服务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业管理费的降低，并不以为着，就是说物业服务得知两会下降。实际上，这种商业服务，它就是一个经济成本的核算和它利润的核算，他有盈利，他一定会做，他没有盈利一定会走，所以我们坚持这一点，最后我们现在的物业管理费在全深圳是最低的，高层物业是两块钱一平方，我们周围都是三块多，最低要两块八。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小区经历这些事情以后，社区的管理程度，维权成功以后，有这样一个案例，向成功所赔了一千万，因此开发商就向我们个人赔偿一千万。商家向业主索赔一千万的官司。这个官司最后的结果：最后撤诉，他们捏造一个假业主，说我们维权引起房子的贬值，最后这个假业主不存在，是捏造出来的，然后向上市公司索赔一千万最后法院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说我做假。他起诉我的时候，我的侵权行为还没有发生，但是就这样荒唐的判决，一样会败诉。因此我们积极的找发展商，买电梯吃回扣，最后老板拿着这个回扣的钱去澳门豪赌，这种事情被我们掌握了以后，我们向深圳的检查部门举报，最后深市公司的老总，最后判他发言，然后就导致了深圳振业深市公司全面的改组。我们这几年的维权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我们小区的电梯全部更换了三菱电梯。
同时，我们总结的一个经验，我们建立的完善的管理制度，我们在全国我们的业主大会的意思规则，大家可以看到，是跟全国的用户校区操作不一样，我们实行了是从香港学习回来的公示制，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小区进行公示，业主在公示期间有异议，就进行听证会议，如果听证会议得达成不了意见，是一户一票。我们这种制度建立了以后，直接维持了我们长达六年来我们小区的和谐相处。市里边非常重视我们小区，真正在深圳唯一的业主自制和物业管理相辅。
邵夏珍：第一个就是依法维权，第二是自选企业，改变了业主从弱势到为主人这样一个形式。第三个，改变了小区从混乱到有序的社区景象。下面有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进行讨论，需要发言的请举手示意。
芮杰明：首先我非常佩服您叙述这些事情非常平稳的语气，这个事情过程中业主有没有分歧？
邹家健：我们小区非常的团结，我们小区历来就重视公共参与的培养，我们除了请律师到小区演讲宣传以外，我们还经常进行普法教育，而且为了发动大家来参与，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业主的投票，和我们每年度的调查，我们每年是用业主的共有业务的收入，在每年的春节，给每一户凡是投票的业主都户发大礼。我们做社区的雨伞，而且我们小区进行整体装修，大家选方案，都尊重大家的一件，投票的人都发一支牙膏。所以说，我们每一次都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去年在进行迁户行动，所有住宅和商业住宅分开，但是我们通过业主大会表决，就很顺利的把几十家，近百家的商业机构、公司，从我们小区清走了，所以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和神神奇。
商住要分离的一些道理和合法的教育，所以让商家明确的知道，在小区做是违法行为。
何艳玲：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过，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你们现在单位在整个这个楼里，居民构成所占的比重，如果它占的比重比较多的话，可能原来单位体制下，更具有凝聚力。这个意识已经被调动起来以后，参加的就多了，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
邹家健：我自己买的商品房，我们单位买房占整个小区的比重是不到四分之一，我们是450户，不到四分之一。实际上，中国电信的人收入条件比较好，他们参与程度不是很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参与度的问题，涉及利益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参与程度很高，但是现在小区很平稳，而且非常和谐相处，所以参与程度就很低了，有人在，而且小区也比较好，所以现在的参与程度降低，我们还在做一些活动，吸引大家，比如说开展邻里之间的微笑行动，让邻里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的沟通。
邵夏珍：我们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发言者。下面是罗思东老师发言。
罗思东：我介绍的是美国的一种邻里组织，准政府邻里组织，昨天上午给每个学者介绍了一类。还有一类昨天没有介绍，是邻里组织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模式。我今天可能主要是从政治和政府方面，介绍这两类组织。为什么说把这个叫准政府？主要是这两类组织，特别是第一类叫做居住区协会，那么它所发挥得功能很多，很多都和政府的功能相类似，比如说提供公共服务，制订一些规则约束。但是它又与正式的政府不一样，他在法律上，还是在产生上，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业主也会和正式的政府就是这个投票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类组织多多少少发挥了一些政府，比如从它的结构上，从它所履行的功能上，都有一个公共服务的功能。
那么，美国的这两类邻里组织的出现，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这两类组织，主要出现在60年代，60年代之后大量出现，那么第一类组织数量非常少，那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28万，他们居住在有这一类组织小区当中的美国人，已经差不多占到了20%%，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组织？主要是跟战后，20世纪后期城市的该座，特别是老工业城市，大城市，它的更新改造有关系。那么这个更新改造过程当中，它得到连邦政府的一些住房法案，还有城市衷心的一些法案，改造城市，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帮助城市恢复，或者完善他们的基础设施。但是连邦政府在实施这些项目的前期，他们非常重视公共参与，他们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就是一种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形式，来试试邻里社区的发展改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邻里居民的一些具体非常迫切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改善，所以这些项目，前期联邦德这些项目，包括他这个很有名的名会宣战等等，这些计划都不是他成功，在60年代后期，从60年代末期开始，很多邻里基层自己组织起来，主要两种意见，发生了分歧。
一种是传统的政治主张，他们主张这几个小区成立的组织爱保护自己的财产，要追求的是一种居住区的，居住邻里之间的一致性，服务标准的一致、宗族的一致，另外一种一般发生在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多的争取连邦政府的援助资金，争取自己用这个资金，以前是政府用，把这个钱给我，我自己成立这个组织，我自己来弄，自己来决定这些资金怎么使用，然后改善小区，吸引一些外商的投资。
这个居住区协会的主体还是业主协会，第二是单户住宅协会，还有是类似我们公寓的协会，他们是占38%到42%，这两类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区的业主协会。那么这一类组织，昨天已经谈了很多了。
另外，TTC它的法律地位一种非营利组织，但是他运作过程当中，最后的表现有点像履行政府的功能，他主要用政府的项目资金，这些项目主要是连邦政府打包，交给这个城市，直接针对城市邻里社区，他们得到非常重组的资金，然后自己选举，自己组织，跟所在地区的连邦政府机构协调，争取更多资金会乃至私人企业，还有其他非政治足球能力的支持。这个过程当中，原来大城市当中那些比较旧的城区，在一般都是弱势社区，这些居民都是中低收入，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60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公民参与的兴起，主要是组织化，不是零零散散的，不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之下，不是征求意见的状态，而是成立自己的组织，自己来决定和控制本邻里社区的这样一个公共事务，本邻里社区的住房建设，就业机会的创造。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规定，连邦政府的打包，动员各方面的社会支援，改变外在的形象以后，比如说住房资金，基础设施改善以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包括政府，过去叫连邦政府，包括政府这一块，包括私人基金会这一块，还包括私人企业，包括还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形成了一张由各方所组成的共同来治理破旧社区。
那么这个组织，可能一个政府的色彩，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他得到了政府的资金，那么这个资金的运作过程，也是为了达到社会政治目标的一些方面。然后他们产生的过程，选举，然后在运作过程中，也类似于地方政府的机构。只不过在这个法律层面上，是非营利组织。美国学者也有人把它认同为一个类似政府的组织，但是这方面不是太多，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暂时定为一个准政府组织，但是这种准政府组织，现在一些大城市非常活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方式，类似我们的居委会。
邵夏珍：非常感谢罗教授，他这个发言的时间掌控的非常少，其节省了两分钟。罗教授这个文章，对居住区协会和社区发展史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第三位发言者是苗正华先生，他发言的题目：上海龙柏街道的启示。
苗正华：我希望在15分钟之内，表述我的观点。我居住在上海，但是在北京创业十年，我一是个设计工程师，我曾经解决过咱们国家的重大项目，我现在在一家日本企业，在民营企业工作，业余从事业主委员会工作九年，我这段时间里面，由于维权接入到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工作当中去，这一干就是九年，那天我说了，抗日战争八年，我也干了九年了。这个事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大致这么一个意思。
第一个想法是，我曾经这个思想的产生，也是从学制园开始，应该说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敏感，开发的比较早，我们在这儿工作的话，我写这个东西供大家参考。业主委员会工作有景洲模式，也有龙柏这个模式，今天开会之间我有开了一下汇编，我们认为比较系统的汇总了我们全国的，关于这方面的学者，或者实践者的一些经验，一些矛盾和冲突，我本身也经历过，但是我们走过了。就是维权的路，我们有很多方式，行政会议、投诉，投诉在美国是没有的，中国是有的，就是信访投诉。包括我们各个地方的协调、协商，中国式的社区情况，我们所摸索的这条路是有效的。
某个地方的开发肯定会产生一种矛盾，业委会和居委会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我也经过了研究，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比较好解决了。先业主委员会之前，就已经有了居委会，尤其上海和北京，它必然是存在的，是政府的一条腿，把所作的工作，毕竟业主委员会也没做过。我们在做业主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在中国的话，一定要讲坚持党的领导，上海党校的同志也讲了，上海做得比较好。在市场经济进行引导，或者起作用，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中国之所以20年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也就是我们政府的引导，这项工作比较到位，我们想我们20年以前，我们改革，我们还没有买房的条件，既然达到的这种条件，也说明了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上海龙柏街道最大的特点，一个它最早在街道成立了物业科，我们四年以前就开研讨会，你们的维权居委是干什么的，很多人说居委会被利用，被收买等说法，这个说明我们居委会没有真正做到支持业主的维权工作。我们很多问题，在街道层面得到很好的协调，我们经历过维权的所有问题，房屋质量问题、包括触犯法律上的一些官司，包括去了市规委的有关的错误规定，另外我们进行了很好的招投标的物业官司，应该是景洲模式这样一个自制模式。不能把对立面树立太多，我们认为在我们国内情况下，维权的话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大的党建工作，真正党员同志是好的，政府绝大部分是支持大家的工作的，我们成为少数维权英雄的话，我们会走向另外一条艰难的道路。
一个就想反映我们北京学知园在海淀区我们所做的工作，怎样依*当地政府，依*党组织，吸取上海龙柏的经验。业主委员会将来到底怎么样工作，它的职业化问题，我们维权斗争不是必然方向。没有高素质的人，我们小区是六万平米，20亿的固定资产，对工厂来说，我是搞企业管理的，亦是美国企业的副总裁，一亿资产这么一个屯量，他是经营问题，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需要职业化，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总体上来说，我们把物业管理的思路，要和和谐社会结合。
邵夏珍：接下来我们这位发言者，宁海小先生，大家欢迎。
宁：我还沉浸在前面几位先生精彩的发言，因为社区的问题确实是，一旦发生在当事人身上，有点烦劳，但是从理论上又充满的无限的魅力。社区有一个诞生和创建的阶段，然后还有更新的阶段。持续阶段当中，有很多矛盾主要是集中在业主之间的，但是在创设阶段，产生了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反正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当初在小区，公用资源的配置说，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商品房建成了以后，他有好多公用的土地权益、设施、车库、车位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在创立阶段共有资源当中，像车库、车位的产权归属问题，一直是小区物业纠纷非常高发的一个例子。这个问题也是，关于车库、车位这些共有资源，它的产权到底应该归属谁？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么物权法颁布以后，建筑物区的所有制度，对共有资源应该如何归属，有这么一个规则。但是这个问题，仍然让人感觉到，有些地方让人感觉到，还是放不下心来。
我想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就顺着我发言稿往下说。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物权法当中，它针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居民楼住宅，很多家住在一栋楼上，这样一个房子依赖于一定的公用资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它的对象叫做区分所有建筑物，区分所有建筑物说白了就是居民住宅楼，法律上说是区分所有建筑物。法律上出现的区分所有权制度，就是区分所有的建筑物商品房小区大的特点，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特点是呢？它是个家的专用部分和共用部分结合，这个问题专用部分和公用部分有一个关系问题，有一个统一性问题，专用部分和公用部分一个事实上的关系，一个是法律上的关系，事实上的关系是高度的统一，共用的楼梯。
第二，这个共用部分，是居民共用正常生活必要的资源。
第三，专用部分的财产价值又受到共用部分的制约，如果共用部分不好，专用部分单元房财权价值又降低了，那么是一个高度依存性。从立法这个角度看，要不要统一，共用部分和转用部分事实上是高度结合的，但是在权益得力的支配上，专用部分和业主一致的地方处理，这两边利益的取向不一致，这样也使它在事实上高度依存的关系，在法律上对立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使它在法律上统一起来，有一个产权的配置，咱们去把这个专用部分和共用部分权利的配置。我们这个物权法，实际上从这次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上，实际上坚持了一个指导思想，能够在法律意义上统一起来，而不是业主在转用部分自己作主，然后让另外一部分掐脖子，要和谐起来，它的指导思想还是让社区和谐的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社区和谐的问题，确实一个大问题，而且就我们国家来讲，可能这个商品房也好，老住宅区也好，今后发展的取向，大部分都要住楼房，楼房社区。我们这个国家一山国，三分之二是山，大家往哪儿住？大部分都要往楼上住，如果这个立法上不解决，这个社区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永恒的大问题。
专用部分和共用部分在法律上要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指导思想，也是一个指导研究，从立法思想上操作也好，指导原则也好，不是从技术上这个产权归谁就谁，而是在立法上明确，小区住宅楼共用部分不能和专用部分相排斥这样一个权利，而且在开发商就不能够开发这样一个项目，政府有不能批准这样一个项目。这个原则，实际上在很多立法上比较起来很难，是一个通例，但是我们国家在香港、台湾、澳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无
比如说台湾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他明确的规定，对区别所有权人生活上、内容上不可或缺的共用部分，是禁止设立损害所有人共同权利所有的约定，不随意区分这个东西。像香港它也有这样的规定，任何人不可以在建筑物共用部分，任何地方不能够不合理的使用，不能够有任何导致公共生活影响有害这样一个权利，不允许出现。澳门也是这样。所以这样一个原则，就把把很多东西说的很明白，我们物权法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坚持要维持专用部分和共用部分相统一的原则，但是这个问题没有明确说出来，不能设立业主专用部分和共用部分利益相排斥的一个权利。
邵夏珍：好，谢谢宁先生，就共用财权问题做了一些探讨。比如说地下车库这样一些问题，还会有很多。到现在为止，非常感谢五位发言人，能够掌握这个时间。现在接下来的12分钟的时间，可以自由提问。
何海兵：维修资金的移交，我想问的是，是业委会直接去收取，还是委托收取？另外就是，我以前有看过，您很多研究，您写居委会这样一个核心概念，核心理论是不是市民社会，如果这个市民社会在我们前几年讨论的也比较热烈，比较充分。你怎么理解市民社会放在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有什么不同？
邹家健：按照深圳的一些法规，当时物业管理费和公共资金捆绑在一起，比如说物业管理费两块钱，但是这个费用在广东普遍来讲，都是被物业管理公司挪用了，侵犯了这个费用。尽管相关法规规定，每三个月把这个帐规范起来，但是实际上都是被物业管理公司做假账了。后来，我们觉得这笔费用虽然不多，但是积累起来不少，比如说我们小区有450户，每年有积累基础有11万多，如果这个资金积累起来对小区的改造是有效的。深圳联合媒体起诉开发商，起诉他们监管部到位。因此，我们一定要维修资金要地位，我们把公共设施维修资金和物业管理费分开。物业管理公司收两块钱，然后公共部分又设。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帐号，我们是通过专家组代表中心，跟我们锦州大厦特批了这样一个，因为我们把停车场的收入，我们率先解决了停车场的收入问题。这笔钱就是为今后更换电梯做了一个储备，但是我们这个钱没地方存，我们交给街道处保管，交给区政府保管，我们希望存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如果公款私存是违法的。
最后，我们这个钱怎么存？因为我们看到包括上海的养老金，我们对政府的主管单位不放心，我们也聘请了物业管理公司，我们以前的20几万也被挪用了，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教训。因此我们就最后，经过申请，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收的钱是维修资金费用。我们现在是每年，每个月收取，这个业主大会通过以后，改为半年收取一次，每年的1月份和7月份，在我们合同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一次性交。这样对我们小区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小区的一些设施很破烂，然后我们进行整体的改造。我们改造了以后，物业每平方米增加了一千块。
邵夏珍：下面的提问，最好好一个人提问一个问题。
杨贵华：我们认为西方社会的研究，也是二元对立的，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掌握的材料不是很丰富，在美国，刚才罗教授讲到的。这两种组织和原来的设去政府之间，他们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现在的社区政府，它现在也没有自己的作用？这个问题请您做一下进一步的解释。
罗思东：美国城市社会里面没有，社区政府因为美国社区的概念是非常笼统，放的不一样，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对一个城市来说，我把你这个社区政府理解为城市政府。
杨贵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城区政府是吗？
罗思东：没有。没有直接的命令和指导，都是合作关系。市政府在这个组织的法律地位，然后它的人事，它的资金，没有支配权。第二个，他这个钱主要的可能还是由自己来管，来进行连邦政府社会其他方面，基金会和企业方面的联系。跟政府有一定关系，是合作关系，如果你基金会跟当地的市长，或者是当地政党的一些核心人物，跟他们关系比较融洽的话，市政府就会帮你寻找一些合资，或者公关介绍。如果没有这个合作的话，你这个钱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他们的辅助，你事情不好做，就是这个意思。
邵夏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时段的分会到了，非常感谢我们五位发言者和参会的嘉宾予以的讨论，那么谢谢大家，我们第七分会的讨论到此结束。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 |
